在有资格参与此项排名的全球1.5万所大学中，荷兰今年史无前例地挤入总体排名前三，引起多方惊叹。但对于荷兰本土教育人士来说，这却不是一个意外的结果。正如荷兰前任驻华大使、现任代尔夫特理工大学校董会主席的范登博格(中文名字“闻岱博”)先生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所说，荷兰在大约30年前启动了一个发展高等教育的战略性政策，“为如今荷兰在各个科研领域的蓬勃发展奠定了基石”。
办学体制灵活
“我们的高等教育能够如此成功，或许是因为我们的办学体制恰好处在欧洲大陆传统教育体制与英美的教育体制之间的适当位置，”荷兰前教育部部长普拉斯泰克对记者说。
他解释道：“美国的高等教育非常强调变革，他们的大学师资、项目、资金都在不停地变动之中。而在欧洲大陆，你很容易就能看到同一个教授在某个特定领域中，依靠某个固定的资金来源，在某个固定的团队中，一做就是40年。这两种体制都各有利弊，但是我们荷兰似乎在这两个体制之间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平衡点：既有对某领域的长期稳定的研究投入，也有许多灵活性和变动的可能。”
教授挪位、团队重组的现象在荷兰确实较为常见。来自江苏的刘先生就向记者介绍了他最近遇到的一次重组经历
他就读的代尔夫特理工大学，与苏黎世理工、巴黎理工、帝国理工、亚琛理工并列为欧洲五大理工高等学府。该校电信系由若干科研小组组成。其中“通信小组”的科研经费难以为继，而其他小组所从事的科研项目也由于种种原因越来越偏离了“通信”的方向，所以前不久整个系都被撤销了。其中“通信小组”的正教授退休了，其他没有固定教职的教师必须重新寻找新的工作，学生也将被编排到其他的小组中去。同在“电信系”里的其他小组本身不变，但是将会被并入物理系或者应用科学系等其他系之中。
“这样的事情其实是挺普遍的。通信系有些‘经营不善’，维持不下去的话，就不得不考虑资源的重新配置。”刘大杰说。
捕捉科研先机
类似的事情对于建校于1575年的莱顿大学也不新鲜。该校的亚历山大·科尔达女士对记者说：“今年9月我们刚开设了‘中国语言与文化教师’的研究生专业，培养汉语师资力量，第一期已经招收了11名学生。”而该校官方网站特意说明，鉴于“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全球对中国语言和文化的兴趣与日俱增，但汉语师资力量非常缺乏”，因此决定开设该专业
“科学本身就是充满动力的，比如说有些学科在二三十年前相当热门，但是现在变得相对冷清了。所以你就得考虑将这些冷学科中的资源重新调度到更加有发展潜力的科研方向中去，”闻岱博先生说。
闻岱博表示，能够有比较灵活的办学体制以应对整个科研潮流的潮起潮落是荷兰高校的一个优点。而与此配合的还有政府在制定教育政策时所赋予大学的一些宽松性与自主性。
荷兰几乎所有的大学，也就是在高校排行榜上的大学都为公立大学，这也就是说，大学的运转资金主要来源于国家财政拨款。但是，学校在许多方面还是可以独立运作，无须事事通报教育部批准。这样的“自由”在闻岱博看来，也是高校可以比较快速地捕捉科研先机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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