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迪尔新闻学院（Medill School of Journalism）隶属于美国西北大学，是全美最负盛名的新闻教育机构之一。学院诞生于1921年，经过近百年发展，梅迪尔新闻学院已经成为美国中部，尤其是芝加哥大都会区媒体从业者的“摇篮”。然而，随着传统新闻业剧烈变迁，梅迪尔这面古老的“金字招牌”也经历着不小的“动荡”。
2010年年底，一则消息令全美新闻教育界哗然：梅迪尔全体教职人员以38比5的投票结果，决定正式将学院的名称改为“梅迪尔新闻、媒介与整合营销传播学院”。①西北大学著名传播学教授罗伯特·海瑞曼（Robert Hariman）在接受笔者采访时指出：这是新闻专业主义向媒介融合时代的商业利益臣服的标志。改名的提议是由院长约翰·拉文（John Lavine）提出，他是广告与营销学专家；而在教师会议上投反对票的5个人全部是新闻学教授。
其实，在现代新闻教育的发源地美国，纯粹的“新闻学院”如今已很少见，“融合”是近半个世纪来美国新闻教育发展的重要趋势。其中，又以两种“融合”方式最为显著。
第一种是新闻实践与传播理论的融合，一些历史不太久远的机构大多采用了“传播学院”或“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命名，如同为新闻教育重镇的明尼苏达大学与北卡罗莱那大学等等。大名鼎鼎的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也设立了传播学博士生项目。
第二种“融合”模式更具争议，大致可概括为“新闻学科与商科的融合”，即将新闻教育与公共关系、市场营销、广告等学科融为一体，打通媒介内容与媒介经营之间的壁垒，培养所谓的“复合型人才”。这一模式的代表，就是西北大学的梅迪尔新闻学院。梅迪尔最具业界影响力的教育项目，早已悄悄从新闻学转变为“整合营销传播”（IMC）。在传统媒体纷纷面临严峻生存危机的当下，IMC的毕业生更易在传媒经营部门、跨国企业公共关系部门以及政府媒介管理部门找到工作，薪水也比普通新闻记者高。
传统新闻教育的变迁折射出美国新闻业界形态的变迁。在新自由主义、媒介融合和Web2.0的时代，旧式的新闻专业主义似乎正在变得愈发不合时宜。一方面，所谓的“预制新闻”（prepackaged news）大行其道，公众愈发难以分辨新闻媒体与公共关系机构的区别。例如2004年，CNN著名黑人谈话节目主播阿姆斯特朗·威廉姆斯接受政府24.1万美元的馈赠，并在自己主持的节目中宣传布什的教育改革计划。尽管事发后威廉姆斯本人公开道歉，但公众并未出现大规模的愤怒情绪。②另一方面，大多数公众似乎也并不介意新闻业与商业的融合。例如，2010年，笔者在西北大学访学期间，曾对大学生群体做过一项小规模调查，结果显示，只有不到20%的受访者认为“新闻业应该独立于公关业与广告业之外”，而超过60%的受访者赞成“公关业和广告业有助于提高新闻业的服务质量”。
美国传统新闻教育理念的变迁，是社会、技术和文化合力影响的结果。由于新闻业直面社会现实、实时记录历史，因此总会受到变迁中大环境的影响。具体到美国的情况，下述三种因素对传统新闻教育模式产生了较大冲击。
首先，“客观性”作为新闻专业主义的核心理念，逐渐失去效力。迈克尔·舒德森（Michael Schudson）在其博士论文中详尽考察了“客观性”在美国新闻业发展历程中的变迁。他认为，早在20世纪30年代，美国的新闻从业者即已意识到客观性只是一种“纯理想”。③及至60年代，新闻专业主义甚至成为“侮辱性”词汇，因为客观报道营造出的社会现实“拒绝审视威权和特权的基本结构”。④60-70年代相继风靡的诸种新闻报道题材，如解释性报道、调查性报道，以及颇具“异端”色彩的新新闻主义等，都是对客观性理念的修正甚至颠覆。媒体观察家平科尔顿（W. Stewart Pinkerton）曾于1971年发表过一篇论述“新新闻主义”的著名评论，如是说：“……有人支持，有人反对，有人攻击，但无论喜欢与否，有一点无法改变，那就是你越来越难说清自己到底该相信什么。”⑤讽刺的是，经过百余年发展演进（美国历史最悠久的密苏里新闻学院和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分别成立于1908年和1913年），民众对新闻从业者的期望却并不是“客观性”，而是正义感、主动性和调查力，这在“水门事件”前后得到全面展现。如此看来，客观性理念被大多数新闻学院置于次要地位，也并不令人惊讶了。
其次，传播技术的飞速发展极大破坏了传统新闻业态。互联网对传统媒体的冲击自不消说，受众的信息需求模式也在渐渐发生变化。新传播技术大多强调窄播、点对点的信息服务、互动性以及专业化，这些均与旧式的“大众传播”概念相抵触。随着Web2.0时代的到来，“自媒体”（We media）现象更是日渐显赫。美国专栏作家丹·吉尔莫（Dan Gillmor）将包括博客和微博在内的自媒体称为“草根新闻业”，并指出这个新闻业本质上是“由人民创造，并为人民服务”的。⑥这表明，新闻记者作为信息的专业“提供者”与“阐释者”的权威地位已动摇。新技术带给传统媒体的，更多是商业机会（如新的广告平台、新的盈利模式），而非内容革新的空间。在这种情况下，传统新闻教育转向与营销传播的“合谋”，也就不难理解了。目前的新媒体发展趋势似乎表明，新闻业和新闻教育即将面临的不仅仅是观念的改变，更有可能是系统、颠覆性的“范式”变迁。媒体将日渐从“信息供给机构”转变为“信息交换平台”“信息中介”，基于“传播内容”的传统新闻教育也将转向“传播方式”“传播效果”。立足于传播理论而非新闻报道实践，将成为新新闻教育的重要特征。
最后，美国政治权力和商业力量的“合谋”为新闻业“去政治化”。从里根政府开始，风靡西方世界的新自由主义及“放松管制”思路，极其有力地重塑了新闻业的形态。1996年《电信法》的出台，为不同媒体的兼并和垄断提供了法律上的支持，随之而起的合并狂潮和所有权交叉已经“导致了一个复杂的、令人眼花缭乱的关系网”。⑦以时代华纳、迪士尼和新闻集团为代表的巨型传媒航母开始主导美国的传播生态，我们已经很难说清楚某一家新闻机构的所有权归属。大型传媒集团以追求商业利益为第一目标，与政治权力之间往往保持暧昧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其旗下的新闻机构的独立性，根本无从谈起。例如，2009年，著名政治评论家比尔·欧莱利（Bill O"Reilly）便在自己主持的谈话节目中透露：通用电气（GE）的总裁杰弗里·伊麦尔特（Jeffrey Immelt）曾禁止旗下NBC电视台的新闻记者进行不利于奥巴马经济政策的报道，原因是政府承诺为通用电气提供高达1390亿美元的债务担保。至于政府方面，也改变了与新闻界相处的“模式”，逐渐由“对立”转向引导。利用公共关系力量操纵媒介议程，成为政府的重要日常工作。公关机构从新闻业的“敌人”摇身一变，成为新闻业的“工作伙伴”，两者的界限也越来越模糊。相应地，大多数一流的新闻学院相继设立公共关系类专业，除西北大学IMC项目之外，南加州大学、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雪城大学和普渡大学等老牌新闻教育重镇近年来也积极发展市场营销、广告和公共关系学科，越来越多的新闻专业毕业生选择进入公关公司而非新闻媒体工作。
今年3月，西北大学校务会正式通过了梅迪尔新闻学院的更名决议。在公开发表的声明中，院长约翰·拉文否认新闻学与整合营销传播、公共关系学之间存在矛盾。他如是描述学院更名后的新理念：
（新闻学和整合营销传播）有很多共同的关注点，例如怎样理解受众，怎样创造高效、可信、优质的信息，以及怎样对相互融合的媒介渠道善加利用。营销传播对新闻记者很有益处，可以让他们更好地传播自己的作品、更好地理解新闻的消费者。⑧
当然，名称的修改并不能表明老牌的梅迪尔彻底改变了性质，培养新闻记者依旧是绝大多数新闻教育机构的重要使命。但是，专业教育也受供求关系影响。新闻教育具有天然的实践性特征和职业导向，其发展态势必然嵌合在整个新闻业变迁过程中。一个世纪前，报业大亨普利策创立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时，曾寄希望于新闻学能像法学或医学一样，代代传递某种一成不变的专业信念，来为新闻界赢得尊敬。这个愿望，如今看来，似乎注定要落空。“变动”似乎是新闻业和新闻教育无法逃避的命运，却也是这个专业、这个职业的魅力所在。
以美国传统新闻教育的变迁为切入点，则可管窥整个美国社会的时代风貌，也有助于我们反观中国新闻教育、新闻业与整个传媒生态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