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国家移民化进程，各类报道上关于投资移民的说法层出不穷，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呢?移民美国多少钱，50万美元的投资资产早已经不是这些美国移民者考虑的问题，能否迅速拿到绿卡才是关键。

美国投资移民对未来的不确定性 

　　遍读各类移民报道，从移民们的自白性文字中可以看到他们对中国各方面的不满，也揭示出很多尖锐的社会问题，比如教育产业化带来的功利性，资源分配极端不合理，全民化的拜金心态，贫富差距带来的仇富心理，环境污染，食品安全，人权保障等等，这些跟经济没有直接关系的因素却在越来越严重地影响着我们的经济大环境，而这些改革开放30多年来最大受益的财富人群，以一种随时准备跑路的姿态告诉我们，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不确定因素正在逐渐增加，以致超出了我们的控制和意料。而当财富阶层纷纷通过移民消解对不确定未来的担忧的时候，这一浪高过一浪的投资移民热潮，已经给中国经济埋下了更多不确定性的伏笔。

　　曾任深圳市莱英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排名第62位的大型国企）董事长的李承友，不久前在“爱思想”网站上撰文披露国企的腐败与商界里的诸多无奈和悲剧下场，“国企老总比贩卖毒品更难干，但利润也更大，入狱率50%，远高于毒贩。”而之所以如此大胆得肆无忌惮，最根本的原因是李承友一家已经通过“有益于美国国家利益的杰出人才”移民到了美国。

　　资本家黄光裕的入狱将“国进民退”的传言从2009年开始甚嚣尘上。这一“商业危机”促使一些亿万富豪谋求移民并试图向国外转移资产，而这股潮流又与各国经济危机、急切吸引中国资金的需要不谋而合，这是2010年～2011年投资移民运动达到前所未有高潮的大背景，由此引发澳加房价飞涨和社会秩序混乱，加拿大政府最终不得不提出每年700人的名额限制，以阻遏中国移民的“大举入侵”。

　　其实早在21世纪开端，中国官员、商人和中产阶级上层即热衷于将子女送往国外留学，为的是躲避上世纪90年代末的高考扩招和应试教育这种畸形制度带来的教育危机。与此同时，为子女支付的“学费”也成了有效而隐蔽的洗钱手段。官员家属开始大量携带巨款，通过商业投资移民通道移居海外，加拿大甚至出现了“大奶城”和“二奶城”的笑话，这跟官员贪腐引发的职务危机密切相关。

　　著名社会学家、批评家朱大可认为，从1986年到2011年中国移民史的变化显示了这样的趋势：由单纯的求学、求职的个人事业发展，向避害性逃迁转变；由出国打工赚钱，向带钱出国消费享乐转变；由移民的单一理由（如教育），而向总体化（教育、经济、文化、政治）方向转变。他认为，亲属携款移民，是所谓“裸官策略”的某种体现，它制造了“一夫顶缸，全家外逃”的古怪局面。“从2010年起，鉴于国内政治生态改变，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也加快了移民步伐。知识分子群体中甚至出现了倒计时心态。这种心态感冒般在四处传播，加剧了寻求移民的恐慌性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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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1-15